1945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廣播演講，宣布將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以歸政于全國的國民”等等。這些虛偽的表態只是他在新年第一天玩耍的政治騙局而已。

　　對于蔣介石的這些套路，中國共產黨的心里明鏡似的，針鋒相對地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等一系列正確主張。周恩來于1月24日到達重慶進行談判。由于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堅持不接受聯合政府的主張，談判反反復復，困難重重，一直持續到5月，結果是毫無結果。毛澤東對此指出，這次談判雖然沒有結果，但卻有重要意義。每次談判都對我們有益，每談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頑固派。

　　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歷經磨難而逐漸成熟的政黨在中國政治舞臺的精彩演出，國民黨蔣介石也好，支持他們的美國也好，乃至全世界，都實實在在做了一回觀眾。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西北，在延安的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從1928年黨的六大到1945年黨的七大，17年過去了，這是黨的歷史上黨的代表大會召開時間間隔最長的一次。其間，我們黨多次準備召開七大。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即提出要召開七大，并把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等作為七大的主要任務，但由于國民黨連續“圍剿”紅軍和根據地，未能如期召開;抗戰爆發后，1937年12月決定召開七大，并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召開七大的問題。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再次通過決議，提出七大的主題是討論堅持抗戰、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等問題。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兩次討論召開七大的問題，但都因戰爭環境和其他條件不成熟一再延期。

　　1945年4月20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并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總結建黨以來的歷史經驗，高度評價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系統總結出合乎中國民主革命實際的一整套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該決議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一致，為七大的召開在思想上作了充分準備。

　　歷史注定七大是一次不平凡的會議。

　　七大召開時，全國已發展黨員121萬名，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平均年齡36.5歲，最小的23歲，最大的69歲。

　　毛澤東主持這次大會，他在開幕詞中指出，中國面臨著兩個前途和兩種命運的斗爭，黨的任務是要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

　　在大會上，毛澤東作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關于形勢和思想政治問題的報告、關于討論政治報告的結論和關于選舉問題的講話，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于討論軍事問題的結論，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關于討論組織問題的結論，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任弼時、陳云等20多人作了大會發言。

　　大會的成果和貢獻是多方面的，也是歷史性的。

　　——提出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制定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綱領，并在黨的文件上首次明確提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系統總結了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即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

　　——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

　　——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并在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等。中共“五大書記”的叫法由此形成。

　　——通過了新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在權威黨史教科書中，對七大之前的歷次黨代表大會的評價，都指出了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唯有對七大，給予了全面的、高度的肯定，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全面成熟。特別是大會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對于統一全黨的思想，指導全黨的行動，開辟黨領導人民革命和解放事業新勝利，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

　　中共七大會場

       黨的七大4月23日召開，6月11日閉幕。中間的5月，世界范圍內還有驚天大事發生。在與楊家嶺大禮堂數萬里之遙的歐洲，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德國柏林，5月8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這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已為時不遠。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入孤立境地。中國戰場在1943年秋轉入戰略反攻之后，1944年至1945年春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在敵后戰場連續發動作戰攻勢，抗日民主根據地不斷擴大。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8月8日，蘇聯發表對日作戰宣言，蘇聯紅軍旋即開赴中國東北戰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隨后，朱德總司令連續發布七道反攻命令，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

　　正所謂摧枯拉朽，在正義的潮流面前，日本帝國主義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力。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天皇裕仁以廣播的形式發布《終戰詔書》，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侵華日軍128萬人向中國投降。至此，中國的抗日戰爭以中國人民的勝利而結束，也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的第二日，也即9月3日，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14年抗戰，勝利來之不易，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付出了極大代價。按1937年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不僅如此，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軍民帶來的傷亡人數達到3500萬。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創造了半殖民地弱國打敗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跡。這一驚天動地的偉業，使中華民族一洗百年恥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點。

　　戰爭之后盼和平。抗戰勝利后，億萬中國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安定，休養生息，重建家園。中國共產黨順應人民愿望，因應人民呼聲，主張團結一切愛國民主力量，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

　　中國共產黨的這一主張得到廣泛響應。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由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后改稱中國農工民主黨)等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都紛紛發出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反對內戰獨裁的呼吁。

　　然而，有人偏偏不這么想，更不愿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在中國共產黨召開七大之際，1945年的5月，國民黨也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在會上公開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滅共產黨!”這體現了蔣介石一貫的既定方針，因此，抗戰一勝利，中國就面臨著內戰的嚴峻挑戰，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而此時的國民黨統治集團遠遠不光是“嘴硬”，其“硬實力”更不可小覷。掌控著全國政權;擁有一支500多萬人的龐大軍隊，且收繳了100多萬日軍的武裝;通過接收等方式，掌握的物資和外匯儲備，超過以往任何時期。此外，抗戰勝利前后國內外存在的蔣介石是“抗戰建國領袖”的輿論，使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相當一部分人對他抱有較大幻想。

　　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的反共方針一直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戰后的美國依靠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積極向外擴張，企圖在全球建立統治地位。在中國，服務于建立一個穩定、統一的親美政府的目標，“阻止共產黨完全控制中國”成為美國首先要考慮的選擇。

　　當然，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力量也與先前不可同日而語。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解放區擴大到近1億人口，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經過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達到了高度的團結。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順應了和平民主的前進方向，站在了公理道義的制高點上。

　　歷史總是要前進的，前進的道路哪有平坦可言。

　　在抗戰勝利后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當口，蔣介石的本性日漸暴露。8月11日，國民黨政府最高統帥部一面命令國民黨軍隊“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軍事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松懈”;一面卻唯獨命令共產黨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同時，又命令淪陷區只準接受國民黨軍隊的收編。他的如意算盤是，既要獨占抗戰勝利果實，又要堅持獨裁，準備內戰。

　　面對嚴峻挑戰，中國共產黨采取什么方針呢?

　　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指出：“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目前這個斗爭表現為蔣介石要篡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的篡奪的斗爭。”

　　面對內戰全面爆發的可能性，報告指出，“黨的方針應當是：一方面要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另一方面，必須對蔣介石可能發動的全面內戰切實做好相應的準備，“有了準備，就能恰當地應付各種復雜的局面”。

　　針對蔣介石對人民的方針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報告指出我們的方針應當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以軍事自衛對付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報告還揭露了蔣介石玩弄的“你交出軍隊，我給你民主”的陰謀，指出“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問題。會議確定，今后對待國民黨的方針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以斗爭達到團結，做到有理、有利、有節。通過斗爭，迫使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實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進國內和平，建立聯合政府。

　　緊接著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闡明中國共產黨關于“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避免內戰和實現民主政治等為主要內容的六項緊急措施。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合影

       盡管發動內戰是蔣介石的既定方針，但由于軍事部署準備還不充分，國際上蘇聯、美國都表示希望中國能實現和平建國，國內廣大人民要和平、反內戰呼聲日益高漲等原因，蔣介石在積極準備內戰的同時，不得不表示愿意進行和平談判，并于8月中下旬，向延安接連發出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共同商討”“目前各種重要問題”。

　　中國共產黨本著對爭取和平的真誠愿望，認為，無論如何，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是必要的，只要有可能，就應當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實現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即使是暫時的和平局面，也應該積極爭取。而在努力爭取實現和平民主的同時，黨并沒有喪失警惕，沒有放棄進行自衛戰爭的準備。

　　就在中共中央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的當晚，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立即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第二天，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通知，說明關于和平談判的方針;在談判中我方準備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讓步，以便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對談判結果可能出現的兩種局面，亦提出對策：如果出現和平發展的局面，應當努力學會合法斗爭的一切方法;如果國民黨發動軍事進攻，就站在自衛的立場上，堅決徹底消滅來犯者。通知告誡全黨，絕不能因為談判而放松對蔣介石的警惕和斗爭。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赴重慶。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成為國內外關注的大事，這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誠的。民主人士柳亞子賦詩稱贊毛澤東“彌天大勇”，就連張治中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

　　從8月29日開始，到10月10日結束，重慶談判前后歷時43天。期間，毛澤東就和平建國等問題直接同蔣介石進行多次商談，而有關國內和平等問題的具體談判，則是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政府代表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等之間進行的。

　　由于事先對國民黨立場、態度、主張等做了充分的評估，共產黨在不損害根本利益的基礎上做出了必要的讓步，1945年10月10日，雙方正式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并公開發表。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還同意：召開有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出席、討論和平建國方案的政治協商會議。

　　重慶談判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勝利。中共領袖在全世界面前的鄭重亮相，是對中國共產黨和平主張的一次大宣傳、大普及，是對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一次大推動、大促進。

　　對于重慶談判的意義，毛澤東指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p>

　　《會談紀要》簽訂后的第二天，即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

　　雙十協定

        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還搞了一個“小動作”，這就是秘密印發了蔣介石在1933年“圍剿”紅軍時編寫的《剿匪手本》。而“雙十協定”剛剛簽訂，10月13日，蔣介石又密令國民黨軍隊將領遵照《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

　　“小動作”暴露大野心，假和平、真內戰的真面目藏是藏不住的。何況，要內戰總是要調動軍隊，要軍事部署。

　　國民黨的戰略企圖很清楚：完全占領長江以南地區;奪取華北戰略要地和交通線，以分割和壓縮解放區，打開進入東北通道;利用中蘇條約等規定，出兵占領整個東北。按此戰略，自1945年8月中旬以后，國民黨軍隊即已開始調動部署。據統計，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兩個月內，國民黨軍隊侵占解放區城市30座。至1945年12月初，用來進攻解放區的總兵力達到190萬人以上。這說明，即使在“雙十協定”簽訂后，全國性的內戰危機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日益嚴重了。

　　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努力爭取和平，一方面對國民黨的和平“許諾”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面對國民黨的戰略企圖，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發出指示，明確規定“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是黨的一項“全國戰略方針”。它的主要內涵是：在南方做出讓步，收縮南部防線;鞏固華北以及華東、華中的解放區;控制熱河、察哈爾兩省，集中力量爭取控制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地區。

　　為了貫徹這個方針，先后從各解放區抽調11萬人的軍隊和2萬名干部進入東北，包括中央委員10人(這其中4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0人，成立了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統一領導東北地區的工作。

　　按照這個方針，中共中央加緊調整戰略部署，同時要求人民軍隊加速實現軍事戰略的轉變，即在思想上迅速適應由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向國內革命戰爭的轉變，在作戰形式上實現由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向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的轉變。為適應新的形勢，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中共中央還調整和健全了各大區黨的領導機構。

　　與此同時，各解放區軍民對國民黨的軍事進犯堅決反擊。人民軍隊連續進行邯鄲、平綏、津浦三個戰役，共殲敵10萬余人，阻滯了國民黨軍深入華北、進軍東北的行動。人民軍隊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堅決從日、偽軍手中收復失地。到1946年1月，解放區已擁有239.1萬平方公里土地，1.49億人口，506座城市。

　　1945年快過去的時候，12月16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抵達重慶。此行的目的，是出席按照“雙十協定”的規定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即將到來的1946年，又將給中國帶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