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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黨史|【1926】北伐戰爭風起云涌
日期：2021-04-02 12:04:04
來源：黨委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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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失敗后，北洋政府腐敗無能，軍閥內部派系林立，軍閥割據一方。廣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2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國共兩黨形成了統一戰線。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特別會議，明確指出黨在目前的主要任務是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為了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十萬人正式出師北伐。
北伐戰爭紀念館
北伐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口號下進行的。在北伐進軍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在軍隊、政治工作以及發動工農群眾反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北伐軍制定了正確的行動方針，首先向軍閥吳佩孚部隊盤踞的湖南、湖北進軍。共產黨人葉挺領導的、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組成的第四軍獨立團是北伐先鋒。在各界民眾的支持下，北伐軍高歌猛進。進入湖北后，軍閥吳佩孚企圖憑借汀泗橋、賀勝橋的險要地勢阻止北伐軍的進攻。經過浴血奮戰，北伐軍終于在8月下旬攻下汀泗橋、咸寧和賀勝橋，擊潰吳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在戰斗中，葉挺獨立團戰功卓著，所在的第四軍被譽為“鐵軍”，葉挺更是被譽為北伐名將。曹淵等一批共產黨員在戰斗中壯烈犧牲。與此同時，北伐軍向江西進軍。經過艱苦戰斗，11月占領九江、南昌，并一舉殲滅了軍閥孫傳芳的主力。同時，福建、浙江等省的軍閥也紛紛倒向北伐軍。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僅半年，就取得了驚人的進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區。國民革命軍馮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區，并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的勝利大局已定。
北伐途中，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廣東、湖南、湖北等省領導工農群眾積極參與運輸、救護、宣傳、聯絡等工作，為北伐勝利進軍提供了有利保障。北伐戰爭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基本消滅了北洋軍閥，為以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中山艦
當蔣介石反革命勢力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日益膨脹，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內的斗爭愈演愈烈之際，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卻很難適應復雜多變的形勢，以致在右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形成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他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有五個軍的軍長同蔣介石存在著矛盾。在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毛澤東等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主張以葉挺獨立團為主，發動工農群眾，聯合國民黨左派和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給蔣介石以堅決回擊。但共產國際代表主張退讓。在妥協政策指導下，中共中央接受蔣介石的無理要求，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一軍。毛澤東、周恩來建議把這批共產黨員派到其他軍中去，建立葉挺獨立團式的革命軍隊，中共中央沒有接受這一主張。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不僅打擊了中國共產黨，而且打擊了汪精衛和國民黨左派，大大加強了他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地位。他從這一次的試探中進一步摸清了共產黨人存在的弱點，從而加緊他的反共活動。這一事件成為國共關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同年5月份，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譚延闿、蔣介石等9人聯名向全會提出旨在限制共產黨、篡奪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這個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提案蔣介石事先取得了鮑羅廷的同意。《整理黨務案》的主要內容是：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等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鮑羅廷一樣，采取了妥協的態度，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內部對是否接受《整理黨務案》意見并不一致，在鮑羅廷的壓制下，指導中共黨團的張國燾要大家接受，使得《整理黨務案》得以順利通過。于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換上了國民黨右派，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后，蔣介石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壟斷了黨政軍財大權。
同年7月份，中國共產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了北伐戰爭中黨的組織路線、國共合作的策略和民眾運動的政策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回顧了從上年10月以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指出：廣州3月20日事變，國民黨中央5月15日會議等，都是一貫對共產黨的進攻，是同帝國主義軍閥反赤運動相呼應的。會議把過去視為國民黨中派甚至左派的蔣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劃為新右派的代表，進而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任務。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如何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會議未能作出正確的回答。關于資產階級的問題，會議雖然指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但對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計偏高，強調“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必陷于異常困難或至于危險”。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雖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兩種錯誤傾向，但仍片面強調對資產階級聯合的一面，害怕斗爭會嚇跑資產階級，會“使革命運動流產”。關于北伐戰爭的問題，會議沒有看到革命陣線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已經集中到爭奪對北伐戰爭的領導權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于群眾運動的領導上，而忽略了軍事問題。這次會議通過的《軍事運動議決案》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只是“參加”一些工作，只是“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而沒有認識到黨應當直接掌握軍隊，實現建立政權的任務。關于農民運動的問題，會議片面地指責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因而對農民運動作了許多不適當的限制。
這年底，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分析正在發展變化中的政治形勢，據以制定黨的主要斗爭策略。會上，陳獨秀作了政治報告，指出從江西戰場勝利以后，我們和國民黨的關系發生許多新變化，出現許多危險傾向，聯合戰線隨時隨地都有破裂的危險，危及整個民族革命的前途。報告雖然也承認國民黨的右傾，承認蔣介石言論雖左，實際行動仍然很右，但報告所著重批評的卻是黨內的“左”傾，而且把黨內的“左”傾看成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分析，一方面把黨內實際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傾錯誤過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蓋了新右派準備出賣革命這個造成分裂危機的根本原因。會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錯誤地認為當前主要的危險是民眾運動勃起并日益向“左”，蔣介石因恐懼民眾運動而日益向右，“左”、右傾距離日遠，會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國民革命運動。會議的決議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助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實質上這就是信任蔣介石、汪精衛超過信任工農群眾，不惜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蔣介石的要求。漢口特別會議沒有能解決黨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堅持斗爭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反而指引了錯誤的方向。這次會議的決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代表的聯席會議同意。這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